据报道，近日，央视记者对北京医院号贩子情况进行调查，他们利用用软件谈价加号，而手机平台@一呼医生针对此事回应称，一呼医生一直是号贩子、“黄牛”现象的天敌。
近日，央视记者针对节后医院号贩子死灰复燃的现象进行暗访。在北京妇产医院，路旁不断有人念叨“挂号，挂号”。在同仁医院，号贩子不排队把钱和就医卡就塞进窗口，号贩子称“我们都熟”，原来号贩子是忽悠记者，随便办了个未挂满的专家号……号贩子还称，有高手网上抢号，“一放号，你们根本进不去”。
据调查，号贩子之所以能抢到预约号，全靠明确分工，背后有两支队伍，一支专门在窗口排队，另一支负责电脑预约，负责电脑预约的都是高手。
除在挂号大厅和网上拿号外，号贩子还有秘密武器——“一呼医生”手机平台。报道称，号贩子通过手机平台给医生打300元后，患者不用排队就可看病。记者对加号收款方公司进行电话采访，客服称钱是给医生，由医生定价，平台创立的初衷本是让医生与患者沟通。
2月20日晚，@一呼医生针对此事回应称，一呼医生一直是号贩子、“黄牛”现象的天敌。坚决支持近期各级主管部门、医院和舆论对于号贩子、“黄牛”倒号行为的坚决打击和舆论监督。
声明全文如下：
一呼医生对于2.18、2.20相关电视报道的声明。
一呼医生注意到，在2月18日BTV和2月20日CCTV1、CCTV2的相关报道中，针对北京市近期打击号贩子的行动进行了连续报道。在部分报道内容中，提及了号贩子从一呼医生APP上购买号源并转手倒卖的情况，公司已经注意到这一情况。
对此，一呼医生进行如下声明：
1.作为移动医疗行业的领军企业，一呼医生坚决支持近期各级主管部门、医院和舆论对于号贩子、“黄牛”倒号行为的坚决打击和舆论监督。
2.一呼医生一直是号贩子、“黄牛”现象的天敌。这是因为，一呼医生的加号、专家预约等业务模式的核心，正是倡导利用互联网法则和市场规律，公平并透明的进行优质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这些新的模式的出现，本身就将把公平和便利带给患者，并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方法，极大压缩了号贩子、“黄牛”的生存和套利空间。
3. 一呼医生将进一步从机制上、技术上防止被号贩子、“黄牛”利用。从相关报道中，我们也了解到号贩子、“黄牛”对于一呼医生公开加号渠道的利用手段不断翻新。我们一直在与这些行为进行斗争，并设立了相关的技术手段和黑名单机制。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推动相应机制、技术手段的建立健全。
4. 创业艰难、发展不易。移动医疗是一个新生事物，公众和媒体对这一行业的特点和发展情况有一个了解的过程，也存在误解的可能。我们积极呼吁主流媒体，充分了解并充分保护移动医疗创业企业的创新属性和改善医疗服务体验的积极性，充分保护新生的创业企业。我们将通过媒体和各种渠道，加强与主管部门、舆论机构、医院、患者的多方沟通，帮助公众认识和了解移动医疗对于改善就医体验、优化医疗资源分配、增加医疗服务增量供应的价值，让多方主体更多的从中受益。
5. 如今的移动医疗行业，已经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重点领域，优秀企业众多，模式不断创新。而一呼医生的模式已经为多数的优秀移动医疗企业认同和采用，代表着行业主流和发展方向。在这样一个与公众和媒体沟通的大好契机到来之时，一呼医生呼吁更多的同业友商积极发声，更好的与公众沟通和分享，为移动医疗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呼医生将继续坚持“便捷链接人与医疗服务，让人们健康幸福”的企业使命，在创新发展、造福医患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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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贩子”存在的根本原因：
医疗资源有限
除了“票贩子”，“号贩子”同样让人深恶痛绝。在中国的各大医院，经常可见他们和前来就诊的患者搭讪。据媒体报道，北京西城警方近日对辖区内的号贩子进行了专项打击，以北京儿童医院为例，14元的专家号被号贩子卖到三四百元，两三百元的特需门诊号，开价两三千元。
在王建勋看来，号贩子猖獗的根本原因和票贩子大致相同：资源有限。“中国人均拥有医生的数量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少得多。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每千人拥有医生人数为1.4，而美国为2.4，英国为2.7，澳大利亚为3.0，意大利为3.5，德国为3.6，瑞士为4.1。世界卫生组织前不久发布的数据也大体相同。”王建勋说。
而短期内增加医护人员的数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首先，医疗行业很特殊，要培养一个合格的医生出来，至少需要8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的淘汰率很高，就算是最后好不容易熬出来了，进了医院，又要面临着收入低、工作压力大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每年都有医生因为这些问题转行。第二，中国的医疗体制也是很重要的制约因素，政府控制着医院的设立和审批，而医护人员的增加也受制于编制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医学院校毕业生每年有很多，但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因为编制有限等制度障碍而进不了医院，转而从事了医药代表之类的工作。”王建勋说。
“造成医疗资源紧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众所周知，大医院、好医院都在大城市里，拿北京来说，就有50多家三甲医院。但是在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尤其是西部地区，医疗资源却是非常匮乏的，稍微疑难一点儿的病，就必须到大城市去治，这也间接地加剧了‘看病难’的问题。”
日益恶化的医患关系、高强度的工作、与工作量极度不匹配的工资待遇，让许多医护人员也深感不满。北京同仁医院的麻醉师小梁向记者坦言：“我每个月的上班时间完全是不固定的，常常在半夜被电话吵醒，直接上手术台。一台大手术忙个一天一夜，顾不上吃一口饭是经常事儿，趁两台手术的空闲时间在手术室的长凳子上打个盹儿就算是休息了。这就是我们外科医生的日常生活，但是你知道吗?我每个月就算是不休息，最高也只拿到16000元的收入。”
“正是医疗体系的这些弊病，才让中国的医疗系统滋生了很多可以钻的空子，号贩子横行，医药代表向医生行贿等，都是制度漏洞下的必然产物。”王建勋告诉记者，“只有从根本上对症下药，扩大医护人员的队伍，平均全国各地的资源分配，让想看病的人都能就近看上病，这样，号贩子就不会那么猖獗了。不过，这种从制度上的改变，也是需要一些时日的。”
对于“号贩子”的惩处，据专家介绍，我国目前并无法律作出明确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