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日，在日本富士山风景区有个“自杀森林”，因人迹罕至，而成为自杀者们的“乐园”。我们知道日本人自杀率很高，为什么呢？
据英国《每日邮报》2月25日报道，在日本富士山风景区有一片叫青木原(Aokigahara Forest)的树海，被称为“自杀森林”，因为每年日本相关部门都会在这里发现并且移走多达上百具尸体。据悉，青木原因地理位置偏远，人迹罕至，且植被繁盛，成为自杀者们的“乐园”。轻生者的骸骨在密林里随处可见，但相信仍有更多尸体未被发现。在森林里，日本预防自杀协会的标语清晰可见，上面写道：“你的生命是父母赐予的一项珍贵的礼物。请再想想你的父亲、兄弟姐妹和孩子吧。不要独自承担一切，告诉别人你的痛苦。”日本地理学家早野梓在这片神秘森林从事相关调查研究工作已超过30年，但他也无法搞清为何会出现这种自杀风潮。据推测，第一批在此结束生命的自杀者们受到了一本小说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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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日本自杀率这么高？
2002年8月24日在日本横滨召开了４年一度的“第１２次世界精神医学会（ＷＰＡ）”，发表了当年各国的自杀率。日本以每10万人中有25个多人自杀，名列第一。由此，日本不仅成为世界第一长寿（男女平均寿命）的国家，也成为自杀率世界第一的国家。前一个第一反映了日本的社会发展水平；而后一个第一则反映了日本人的生死观。一边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健全的医疗卫生体制，一边是众多的人舍弃生命、慷慨赴死。这里边隐含着什么样的原因，或者说日本人的生死观是怎样的。本文试图探究个一二。
一、日本人的自杀因由探悉
战后，日本虽然基于理性的复归逐渐抛弃了武士道以及武士道崇尚的剖腹文化。但日本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每年都有3万多人自杀，以至于日本人轻生成为了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对自杀的报道几乎成为日本地方和全国媒体的日常作业，而且日本政府每年都公布日本人自杀的数字，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似乎视自杀为“家常便饭”。近代以来，日本历史上自杀者的因由除患病和精神障碍者外，有的是因为因为精神绝望，有的是为团体负罪而死，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生活所迫。
因精神绝望而自杀表现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作家的轻生。近代以来日本文学界知名作家自杀者有七八位之多。明治时代的著名诗人北村透谷自缢而死，白桦派文学的泰斗有岛五郎与情人双双情死，另外芥川龙之介、牧野信一，田中光英、太宰治以及三岛由纪夫等人都走向了自杀之路。最令人痛惜的是日本著名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在功成名就之后竟然也走向了自杀之路。三岛由纪夫的死是源于日本文化的“表”——近代日本统治者所刻意制造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极端国家主义”文化走向穷途末路所至；而川端康成的自杀则展示了日本作家战后面临的共同矛盾，即日本文化的“里”——崇尚自然之美、义理之美和工业化时代物欲横流以及极端国家主义之间存在的激烈且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
为团体过失负责而自杀也是战后自杀死的一个原因，并且为数不少。50年代全日本航空公司因为一场空难事故，公司的总经理谢罪自杀，80年代日本大阪某警察署的两个负责人以为下属贪赃舞弊事件暴露而双双自杀身亡。按中国人的观点来看，空难事故也好，贪赃事件也罢，自杀者都没有直接责任，无非是教导不严或督导无方，轻则检讨一番，重则辞职不干就是了。但是，这三个日本人却选择了死亡——这一最严厉的自我惩罚方式。在他们看来，由于自己身为航空公司和警察署的负责人，就要对这个团体尽职尽责，而发生这种严重危及团体利益和声誉的事件，自己有不可原谅的失职责任，应以死谢罪。另外，在日本社会一些非法或极端势力内部，经常以逼迫自杀来约束、恐吓成员。如日本黑社会三合会以及极端政治组织日本赤军等，都把迫令自杀甚至剖腹作为对违反帮规、组织纪律的惩罚措施。
在日本众多自杀者当中，大部分是不堪生活和工作的压力，绝望中把死亡视为唯一的解脱方式。9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遭遇坎坷，公司破产、裁员以及收入下降造成的压力曾经把许多人推向绝望的边缘。据日本警察厅统计，在1998、1999两年，日本全国年自杀人数都超过30000人，为近年来的最高纪录；其中，40到50岁的中年男性选择自杀者数量明显增多，而这些人正是社会人群中生活、工作负担最重的群落。在日本的人身保险中，自杀被列为意外死亡，可以领取保险金，所以经营失败的中小企业主，往往购买高额人身保险，然后选择自杀，留下丰厚的保险金以偿还债务。同时，因为借高利贷被逼致死的人也在逐年增加。日本的银行存款基本上是零利率，贷款的利率则高得吓人。个人基本上不可能贷到自由支配的资金，这就催生了很多的高利贷者。尽管日本法律规定最高年利率不得高于30%，可一些和暴力集团勾结的地下钱庄却往往放出10倍，甚至几十倍的利率。因高利贷而家破人亡的事近来频频发生。据日本民间组织“地下金融受害者联络会”估计，全日本受高利贷盘剥的人，最少有40多万，这些人随时都可能成为自杀者。
近年来，自杀行为呈现出低龄化和集体化的特征。中小学的学生自杀人数增加很快，这被认为是中小学中存在的严重集体欺辱现象的反映。最让人扼腕的是，自杀者中有不少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子和花季少女，原因包括失恋、受人欺负、家长期望太高和老师管教失当等等。她们是无力自己解决问题的弱者，内心一直在发出求助的呼喊。当然，年轻人自身也有一定的问题。在日本，有很多青少年不上学，家长没有一点儿办法，管严了就离家出走，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儿。他们这些迷途的羔羊，很容易在别人的诱惑下走上邪路。
而随着互联网在日本的普及，在网页上寻找志同道合的自杀者共赴黄泉路的现象也在增多。只要打开日本最大的搜索网站，输入“自杀”，马上就可以弹出近50万条结果。其中不乏很多自杀者网页，上面征集集体自杀志愿者，探讨最安乐的自杀方式，找寻最美丽的自杀地点等。
二、造成日本自杀的文化因素
日本人自杀率高有其文化上的根源。同样是经济不景气，美国的自杀率却比日本少了一半，这与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关。***文化认为自杀是罪恶，而日本却有一种赞美剖腹和殉情的传统。日本武士道文化对于增强日本人的向心力和集团归属意识有很大作用，但也有“轻生死”的糟粕。
牺牲——武士道提倡的最高境界
武士道提倡“轻生死重然诺”。日本人甚至认为“武士道既是死”。日本武士道的开山鼻祖山鹿素行吸收了中国儒教的孔孟思想，认为武士道的最高准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的弟子大道寺友山则将这种尚死观念进一步发挥，主张“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取首级之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不可有懊丧萎缩之态。”据本尼迪科特所著的《菊与刀》记述，出身于武士家庭的日本政要家胜海舟幼时曾被狗咬伤睾丸，当医生为他做手术时，身为武士的父亲用刀戳着他的鼻梁说：“一声也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流传的赤穗四十七浪人（古代把失去主人的武士成为浪人），在为主人成功复仇后，也选择了集体牺牲，并且是剖腹自杀的方式。二战中，日本武士道异变为促使日本侵略军进行对外屠杀的精神武器。看电影《偷袭珍珠港》，一些年轻的士兵，念着忠于天皇的誓言，奋身不顾地钻进轰炸机，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取战争的胜利。
战后，随着日本政府被迫进行****和人民对侵略战争的反省，日本武士道文化一度成为日本社会的禁忌，除了极少数右翼分子仍念念不忘外，大多数日本人对其嗤之以鼻，长期兴盛的武士道最终走到了穷途末路。但是，作为长期流行于日本社会的武士文化，尤其“轻生死，重然诺”的思想，对日本民族心理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剖腹—— 一种日本人独有的自杀方式
剖腹是日本人所独有的自杀方式，日文汉字写作“切腹”。剖腹不同于一般的自杀，有比较正规、严格的方法和程序。有条件的话，往往要先沐浴净身，然后才开始切腹。按体位区别分别为“立腹”、“坐腹”；按方法区别，分为“一字型”、“二字型”、“三字型”切腹和高级的“十字型”切腹，而且一般要由“介错人”“帮忙”从旁边用武士刀斩下自杀者的头颅以实现死亡。
历史上的剖腹者中主要是武士和有地位的人。剖腹的原因有的是作为或最后的惩罚和自己引咎自杀，如日本历史上茶道的创始人千利休；有的则是为了表示效忠或徇死，如日本历史上流传的赤穗四十七浪人。也有其他的原因，如日本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战后曾煽动日本自卫队举行叛乱，以复活军国主义，失败后剖腹自杀。当然剖腹是事关性命的大事，即使作为武士也只在战斗失败、事关自己荣誉或责任的极端情况下选择剖腹自杀。特别是在战败时，由于日本武士把被俘或被敌人杀死视为一种某大德耻辱，往往选择自杀，而剖腹则被看作最为体面的自杀方式。这也是我们在抗战题材的电影、电视上熟悉的场面。但随着历史向前延伸，日本的剖腹自杀数量在经历了二战历史高峰后开始直线下降。由于日本国民对这一充满血腥味的民族自杀习惯开始有所反思，这一行为逐渐减少，最终也必定成为日本文化的历史化石。
剖腹，原本是一种血腥的残忍的自杀方式，却被日本人发展为一种崇尚的死的仪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人在剖腹自杀这一行为上看到的不是死的血腥、恐怖和残忍，而是尊严、气节和壮美。
徇情——日本人正面歌颂的情死
“殉情”是对日语“情死”的翻译，而“情死”在日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心中”，这是日本大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将汉字“忠”字分解开，将其上下部首调换一下就成了“心中”，原意为“相爱的男女向对方表露心迹的证据”，有切指甲、文身、断发、断指、情死等。后来，“情死”就成了真正的“心中”，进而“心中”成为专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集体自杀。日本人一向对殉情有特殊的迷恋，日本许多电影和文学作品中都有“情死”和“心中”的情节，而不同文本对殉情往往均有正面的歌颂。近年最成功的例子无疑是渡边淳一的小说《失乐园》。一对恋人把情死作为获取“来世”爱情幸福的途径，梦想着借情死使他们的爱情永恒化。他们怀着对生的留恋和对死亡的向往，为情而死，双双自尽以实现最终的结合，这在日本文化传统中是根深蒂固的。对于重人情、重人性的日本民族来说，没有比死亡、比双双情死更能引起人们深切的感动和崇高的审美享受了，情死都在自尽的刹那，心中涌动着寂灭的哀伤，感情得到了升华和宣泄。
同样是徇情，一部《梁祝》，让中国人看到的不单是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执着，更多的是对那杀人不见血的封建礼教无声的控拆，和对那些恃强凌弱的旧恶势力带血的抗争。同样，现代社会的徇情，中国人也往往在感叹徇情者之余，也会责怪徇情者对亲情、友情的不负责任，对家庭、社会的不负责任和对生命对爱情的误解。
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日本许多著名文学家最终都选择自杀，前边提到了。如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等。日本的文学作品里也充斥着对殉情的描绘，常常美化这种多少有些病态的做法。
最后还应该提到，在日本各种各样的宗教中，有不少属于邪教，因为它们宣扬世界末日论，无视人的生命的尊严，如奥姆真理教等。很多日本人笃信不移，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这样，很容易在贱踏别人的生命的同时，轻视自已的生命。
三、日本人的生死观
文化影响着人的观念，而人的观念又推动着文化的发展。那么，尚死的文化又形成了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而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又促成了日本人的自杀情节。
1、死是生的一部分，从生到死没有绝对的距离。
这和日本人的自然观相连。在日本人看来，人与自然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距离，认识自然的一部分，一个人从生到死没有绝对的距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个人从生到死不过是自然的简单轮回，就像是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生与死的界限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泾渭分明。电影《入殓师（おくりびと）》中说：“死亡就是一扇门，它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穿过后会到达生命的另一个阶段”。《挪威的森林》中，木月，直子，初美的死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中国人感觉中的不可理喻。他们觉得死亡是生活的一种选择方式，是一种无法摆脱生活痛苦的最后选择。是一种自我的解脱，是生存的另外一种形态。书中反复出现的：“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就是对日本文化中的那种生死观念的最好注解。
2、死是对集体责任的承担和忠诚。
这和日本人的集体观念相连。日本人一向把个人的价值维系于其所存在的团体价值之上，为了团体（甚至是国家）的利益，可以抛弃个人的一切，这样为团体而献身就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在古代这种对团体的负责主要表现为对封建藩主的忠心，而现在则表现为对国家和对团体的忠诚，这种以自己的生命为团体乃至国家殉节的精神非常强烈，时至今日虽然有所削弱，但仍顽强地保持着。
3、死是一种律己的行为，应该被宽恕。
这和日本人的善恶观念相连。日本人认为死亡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种律己的行为。所以不管生前犯过多少罪行，一旦死了他的罪孽也就消失了。无论他们生前做了什么，死了的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尊重和礼遇。所以，日本人认为，一个人不论生前是善还是恶、是是还是非，死后都变成了佛，其牌位也理应放入神社，受后人供奉。在这方面，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石川五右卫门，该人是日本 16 世纪有名的盗贼，按理说是个坏人，但在许多地方的神社中，都有该人的牌位。这也是尽管一再被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东亚人民的强烈反对，依然有一些日本政府要人屡次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原因。
日本人的这种生死观，是一种不分善恶、不分是非的世界特有的生死观。这和绝大多数国家有善恶、有是非的生死观不同。也必定会继续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抗议和唾弃。
4、自杀是维护个人尊严的一种行为，是个人自由的权利。
日本人把“自决的权利”看作“自由的权利”。日本宪法第13条就“尊重个人”规定“任何国民都应该被尊重。关于国民追求生命、自由、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和国政上都应该给以最大的尊重”。关于这一点，日本法学界以及日本民众都解释为这是宪法赋予给人“自决的权利”，认为自杀是基于个人自由的意志，是一种权利。时至今日，西方社会仍然把自杀作为一种禁忌，而日本人却还经常在津津乐道剖腹、徇情等自杀行为。
总的来的说，日本人看轻生死、宽容生死、尊重生死。这是一种独特的生死观。
四、结语
日本在长寿世界第一的同时，自杀率高居世界之首。这和日本社会经济状况、人们生活压力有很大关系。而另一方面要归结于日本人的生死观。在日本人的观念中，自杀行为并不是可耻而罪恶的，也不是失败者无路可遁的懦弱选择。相反，在日本的传统观念里，自杀是以对自身最极端的惩罚来洗去失败的耻辱、赢得别人尊敬的最后方式，因而自杀行为从来就不被日本社会所排斥。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才会有世界第一的自杀率。
但是，居高不下的自杀死亡率给日本社会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日益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话题。为了减少自杀现象，日本政府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包括拨专款成立防止自杀的机构，建筑设计师设计楼房时要让想自杀的人找不到跳楼的地方，车站安装防自杀镜和障碍物，保险公司取消了自杀死亡保险。然而，这些措施恐怕治标不治本，因为文化观念的影响毕竟是根深蒂固的，需要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倒是有些民间机构搞“心的关怀”、“笑的运动”，一些学校也教育学生尊重生命，这算是抓到了问题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