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谁应该为叙利亚男孩之死负责?
媒体披露的出事原因呈现碎片化，但几个基本的事实已经明晰。比如男孩是叙利亚人，父亲阿卜杜拉带着一家人从叙利亚越境来到土耳其，没有联合国相关机构的难民注册，因而没法获得土耳其政府颁给难民的出国签证。这样，合法出境的路行不通;他们也曾向加拿大提交过避难申请，因为有亲属在加拿大，但加拿大认为其不符合规定，驳回了请求。投亲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因而有舆论认为土耳其、加拿大方面该为此事负责。加拿大政党和媒体确实在进行反思，甚至有人呼吁应立即给叙利亚难民1万签证。不过这对此时的阿卜杜拉而言可能并非所需。他将男孩艾伦的尸体下葬后，表示要呆在原籍，“与家人在一起”。
阿卜杜拉早在5年前就从叙利亚来到了土耳其。英国媒体称，小男孩出生后他把一家人接到伊斯坦布尔，不过生活雪上加霜，阿卜杜拉便将家人又送回叙利亚家乡科巴尼。没想到遭到ISIS炮弹袭击，只能又逃回伊斯坦布尔，居无定所的他最终决定铤而走险。
既然合法去欧洲不行，去加拿大投亲也不行，阿卜杜拉就把一家人的身家性命“押给”了蛇头，交钱上了开往希腊的偷渡船。到希腊克斯岛只有10分钟的海路，然而航行了4分钟就遇险。
英国已经有政治家批评阿卜杜拉对家庭不负责任，盲目追求所谓的美好生活，而将幼小孩子的生命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甚至使用了“贪婪”一词。
阿卜杜拉其实是成千上万个希望到欧洲安身立命的偷渡客之一。面对众多媒体，这位父亲从没提到过偷渡的非法和风险，只是强调他孩子的漂亮和无辜。
不少报道忽视一个细节，阿卜杜拉一家是库尔德人。这是一个相对悲剧性的民族，与阿拉伯人、犹太人、波斯人构成了中东4大种族，其他三族已经建国，库尔德人却分属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统治。他们在这些国家都是少数民族，除了在伊拉克有较好自治地位之外，在其他国家的库尔德人命运多舛。
阿拉伯之春后，民族自决意识随着民主化潮流而再次觉醒。库尔德武装力量与土耳其等国博弈，希望独立建国，此事一直成为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中东多国的心病。而ISIS的崛起正好与库尔德人生存区域有交集，大批库尔德人成为难民，阿卜杜拉一家逃亡土耳其也有这种政治背景。
然而，将小男孩之死的悲剧认定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祸患也并非绝对合理解释。阿拉伯之春与ISIS的产生没有必然的逻辑链条，相反，阿拉伯之春推崇的是政治经济全球化、民主化，而ISIS是宗教保守化、极端化，两者本质是格格不入的。阿拉伯之春不会必然产生ISIS，此类原教旨主义的组织一定是需要数十年的宗教渗透与思想沉淀，才会发展得如此极端。
ISIS只是借助了阿拉伯之春后的乱局乘势做大，本质上是所在国政治一直缺乏治理能力、经济发展动能不济、小规模军事冲突不断导致的社会安全环境长期严峻所造成的。即使没有ISIS作乱影响库尔德地区，像阿卜杜拉一样的当地人依然是联合国救助机构登记注册的“常客”;像阿卜杜拉孩子一样的可爱儿童也时常成为各种灾难的牺牲品。
说到底，叙利亚小男孩遗体冲上海滩的照片成了灾难定格的永久之痛，背后折射的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以及一念之差的人性伦理。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能提供基本安全保障的时候，人民肯定会弃它而去;当一种诱惑在向一群人招手的时候，成功的成本可能要用几个悲剧去偿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