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在接受某网站采访时盛赞谢飞的公开信，他认为谢飞毫无疑问的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他说，谢飞老师说得很好，很公正，从各种角度，比如从宪法的角度，从保护公民权益的角度来说这件事，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看到这封公开信。
张元表示，中国应该和世界接轨了，要不也对中国的导演和观众不公平，“怎么能够让小孩和老人看同样一部电影呢？”
导演王小帅在接受采访时对谢飞的公开信表示敬佩。他说，谢飞这样的资历，这样的身份，能够站出来为大家说这件事，是非常好的。他们当年也说过这件事，可能是他们太年轻了，说话不会被人注意。他希望谢飞老师的公开信能够被重视，他表示：“年轻的一代愿意跟进。”
导演伍仕贤则称，渴望分级。再不让国产片放开的去拍，只会被(有分级制度的)好莱坞电影淹死。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指出，分级制实施的几个社会基础：身份证制度已经普及了，甚至已经第二代了。影院票房监督系统越来越完备。舆论和人心所向。不搞分级制，电影界如何谈为人民服务？各地文化执法、城管力量强大，在分级制实施的初期，可起协助作用。等理顺了，各个影院应能自己应付。
媒体：电影分级为何这么难
对此话题，国内多家媒体也发表评论。《检查日报》发表“电影分级真就那么难？”的文章指出，以分级代替审查，中国电影人喊了好多年了，然而，它却始终像个难产的孩子，千呼万唤也不出来。
文章认为，谢飞之所以说审查制度不是法治是人治，是有些时候审片的人并不按套路出牌，有的影片有不良导向，有暴力色情镜头，竟然也堂而皇之通过。
文章强调，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正越来越成为桎梏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目前许多年轻导演拍电影，最担心的不是有没有票房，而是能不能过审。国内好多很有才华的年轻导演，拍出的片子遭到封杀，不得已转战国际。
文章举例，这些年，大家看在眼里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一些并未通过审查的作品，如《小武》、《鬼子来了》、《盲井》、《无人区》等，均获得了圈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
文章说，我们的审查制度虽号称严格，但严的不是地方。人治因素明显，而具有法治色彩的电影分级制度却总是以时机不成熟或不能照搬别国经验为托词迟迟不能出炉，这就是中国电影精细化发展面临的尴尬境地。
《时代商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尽管社会各界积极呼吁，但我国的电影分级制度却始终“难产”，有人将其归咎于国人固有的道德观念、时机不成熟、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等因素，但这些都不能当做有关部门不作为的理由。
文章表示，电影分级制度可以使电影制作方在选材方面不受太多束缚，拍摄出更丰富、更多样化的影片，还能满足各层次观众的需求。可以说，实行这一制度势在必行，有关部门面对的，并非不能实行的问题，而是如何实行的问题。
文章认为，任何一种变革，都要以思想转变作为先导，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变革的成功。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影分级制度，最大的阻力是有关部门僵化的行政思维。破除这种思维的过程，就是打破套在我国电影人身上枷锁的过程。这不仅是遵行电影产业发展规律的必要之举，也是满足公众观影需求、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伤害的重要举措。
《燕赵晚报》发表“先立法再谈电影分级”的文章，提出分级制一旦实行，会不会最后成为电影广告的噱头，“哦，这是三级的”，啥也不用说，电影院一定人满为患。
文章认为，这边举着被废掉的胶片要创作自由，那边拿着剪刀清除“有伤风化”，大家都振振有词。电影分级制闹腾了这么多年，在电影拍摄整体水平不高，精明的骗子远远多过好编剧的当下，又拿出电影分级制来讨论，实在是一个意义不大的话题。给电影分级了，你就能拍出好片吗？
文章强调，谢飞导演的一句话比较有道理，“呼吁电影立法，立审查法”，没有法规，在一堆烂片里挑好片，只能是一刀一刀地剪。剪掉再播出的电影，也自然是老少咸宜了。至于你的票房是否多收了三五斗，国产电影是否有人看，前景如何，就没人关心了。
